3月29日，一名為養殖戶龍鳳瓊養魚的農民在清理死魚。龍鳳瓊所養的魚目前已死亡近4萬公斤。
7月28日，內蒙古赤峰市新城區居民排隊在消防車旁接飲用水。
幾天前，廣西永福縣廣福鄉廣福村附近的河水突然變黑，導致近日村里11戶農民在河中網箱內養的魚接連出現大面積死亡，損失慘重。村民們反映河水變黑是上游幾家工廠偷排污水所致。目前，當地環保、漁政等部門已介入調查。
赤峰市新城區玉龍、王府、錦秀等8個小區自7月25日晚以來有部分居民飲用自來水后患病，出現發熱、惡心、嘔吐、腹瀉等癥狀。截至27日17時30分，赤峰市新城區自來水受污染事件已導致1154人門診就醫、110人口服藥物治療、15人住院觀察。 新華社發(李富攝)
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曝光和無數次的詰問，但中國水污染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與遏制。據國務院八部委2008年環保專項行動的最新檢查結果顯示，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仍然偏低，其中243個地表水水源地中達標水源地為159個，占到65%，不達標的為84個，占35%，涉及到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個城市。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
黑色的“水圖” 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盡管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但這些局部而片段的現象并沒有讓我們完整認識水污染的嚴重而殘酷，而只有打開中國水系的平面地圖，幾乎處于危機邊緣的水污染生態才能裸露無遺。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這種浪漫情懷，如今越來越成為歷史的記憶和慨嘆。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進行的水質評價，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全國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占41%。而環保總局發布的另一項重要調查顯示，在被統計的我國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實在不斷加重。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對黃河水污染的狀況進行量化分析后發現，黃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質為V類，基本喪失水體功能。與黃河一樣，撲向長江的污染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長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過Ⅲ類水的斷面已達38%，比8年前上升了20.5%。無獨有偶，盡管淮河是中國投入最多、開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條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淮河在評價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標準，79.7%的河段不符合漁業用水標準，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標準。10年前，淮河還生長著60多種魚類資源，可如今這些魚類幾乎絕跡。
除了跨區域河流廣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謂的城市“龍須溝”都難逃被污染的厄運。上海的蘇州河曾經“黑”臭了80年，而就在筆者居住的廣州市，穿越市區并匯入珠江的大小14條河涌無一例外地都是發黑發臭。
當江河被污染所侵襲時，與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難獨善其身了。據環保總局發布的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我國“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著“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省武漢市，覆蓋城區的38個湖泊污染負荷遠遠超過其水環境容量，其中32個湖泊水質為劣V類。而作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兩大湖泊之一的撫仙湖，目前水質也在開始急劇降低。
以海洋為歸宿的河流湖泊帶給接納者的同樣是污染。據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的調查結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無獨有偶，曾經是我國富饒“海上糧倉”的東海卻在每年4到6月赤潮頻發。專家指出，全國的污染通過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結果，使中國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線”已被無情撕破。
洶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們絲毫不懷疑水污染的嚴酷事實一樣，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對于造成水污染幾大“始作俑者”的認識也日漸變得清晰和明朗。
產業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是中國經濟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業尤其是資源消耗工業增長較快。問題的關鍵在于，由于受水資源、航運等產業布局因素的影響，重化工業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經成為一種范式。據統計，全國兩萬一千多家石化企業中，位于長江、黃河沿岸的石化企業達一萬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紙、小皮革等項目在水環境敏感地區大起爐灶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產業布局的最嚴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經處理的情況下傾注到大江小河。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目前我國工業污水排放量每年達到300多億噸，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
來自于農業方面的面源污染超過工業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水污染的一個重要特征。研究表明，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因此已經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農業污染可以對水資源形成傷害的另一大力量來源于畜禽和水產養殖業污染。有調查數據顯示：養殖一頭牛產生并排放的廢水超過22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養殖一頭豬產生的污水相當于7個人生活產生的廢水；北京近郊禽畜養殖場排放的有機物污染，相當于全市工農業生產污水和生活廢水中所含的有機污染物的2-3倍。
就在農業污染超過工業污染的同時，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從城鄉的各個角落沖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了解，中國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將近22億噸，相當于34個十三陵水庫，76個昆明湖。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別就達到9億和11億噸。全國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經超過了工業污水的排放量。
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我國仍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在污水處理設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運行的也只有50%；還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網的原因，污水處理廠處理量不足設計處理能力的20%。而在廣袤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基本為零。正因為污水處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負荷就如泄閘之洪洶涌般進入河流與湖泊，中國水體環境質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險的邊緣。#p#副標題#e#
管理體制之癢 從經濟學原理看，水資源屬于公共產品，應當納入政府資源建設和管理的范疇。質言之，水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著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審視，我們就不難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體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龍治水，九龍戲水”是專家們對中國水資源管理模式極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門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城建、地礦等。這種“九龍治水”的機制表面上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但事實上并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觀上強化了職能部門的局部利益和單一目標，進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
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制，而恰恰這一點也許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對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而在實用主義和生態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當然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道理很簡單，后者不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額成本，還要支付為了控制污染而出讓的經濟收益成本。結果是，那些本應徹底關閉的小化工、小造紙、小皮革企業死而復生，陰魂不散；將沿江沿河作為工業企業的棲息地以拉升GDP就成為地方政府不謀而合的思想與行動。
對于水資源污染行為的漠視、慫恿乃至保護是地方政府留給社會的一大公害。中國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研究發現，不僅國內許多知名企業已經成為了水污染的大戶，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也頻頻違反中國的水污染控制法規，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污染主體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治，相反還在繼續著自己的污染行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就是這一看似最強硬的手段在中國卻屢打折扣。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執法機構可以對任何一個污染項目處以數額不等的行政罰款，不過這種處罰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過一筆賬，高污染企業每噸廢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凈收益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元，而環保部門最高罰款限額僅為10萬元，這種比較收益驅使著不少企業寧愿認罰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離散與制度的軟化導致了中國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況下，至今對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到，中國水污染治理項目進展緩慢，重點流域“十五”時期污染治理任務沒有全部完成。其實，問題的嚴重性并不僅僅在于水污染治理進展緩慢，而且新的水污染還在繼續快速蔓延，水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實質性控制。
高昂的代價 北宋變法大家王安石說：“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對著一個日漸變“黑”的中國水體環境，我們卻很難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樂觀感覺。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飲水安全。與國家環保總局披露的全國地表水源不達標城市占檢測目標的34%的殘酷事實相同時，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組令人驚心的數字：目前全國有3.2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其中約6300多萬人飲用高氟水，200萬人飲用高砷水，3800多萬人飲用苦咸水，1.9億人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從水源到飲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惡性鏈條”已成為危害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罪魁禍首”。權威資料顯示，中國大約每年有200萬人因為飲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農村約有2000多萬人飲用氟化物超標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癥。同時專家指出，河北涉縣、河南沈丘縣、天津北辰區、陜西華縣、江蘇阜寧縣、廣東翁源縣等地區頻頻出現的“癌癥村”等，都與飲用水污染高度相關。
對于經濟的灼傷無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農業成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黃河為例，由于農業是黃河上的用水大戶，占黃河總用水量的90%，因此黃河水污染給農業造成的損失每年最高達33億元。另據河北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由于水資源匱乏，部分地區農民使用污水灌溉，導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積2100多公頃，造成農產品產量損失23000多噸。
還需正視，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經遠遠超過了經濟與衛生的范疇，其引致的群眾負擔加重和對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漸突出。據統計，全國信訪辦平均每天收到水環境污染糾紛群眾來信60多封，不僅如此，頻發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區間的糾紛不斷，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構筑“防污墻” 殘酷的歷史已經將中國政府無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這一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老路之中，留給我們的選擇就是將舊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徹底控制和杜絕新污染的發生。對此，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指出，到2010年，中國政府將投入6400億元用于水治理，占環保總投入的40%。同時，中國政府作出了鄭重承諾：到2010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鄉居民飲水達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無疑令人心怡和心動。但通向目標的未來之路也許并不平坦。根據中國目前較為嚴峻的水污染生態，筆者認為，防治水污染應當拓出更為廣闊的戰略思路。
———科學規劃流域內的重點產業布局。要協調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布局的關系，充分考慮重點污染企業對污染排放的處理；在飲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區，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業，以免對中下游地區的用水造成威脅；要建立區域性“污染補償機制”。上游發展經濟污染了下游，就須以某種形式補償下游；同時，下游地區參加上游地區的環評工作，并嚴格實施一票否決制度，形成上下監督的機制和體系。
———加強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管理與協調。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從流域的生態承載力出發，突破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障礙，綜合考慮流域內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同時，要根據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河流流量的季節變化等因素，科學核算流域的納污能力，在此基礎上，確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各企業的排放定額和排放標準。為此，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權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協調機構。這種機構應有各方面的代表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流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戶代表以及專家代表等。流域內一切重大的水事項和政策都應由流域管理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并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加大違規成本和懲治力度。通過架構和完善水環境保護的各項法規，達到對排污者經濟處罰、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責任的綜合懲治。作為一項特別措施安排，國家可在省級以下行政區劃內成立“懲治環境違法行為中心局”。這種中心獨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領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環境執法的專業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單專業領域的環境執法職能上升到國家層面。
———引入市場機制，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運用價格杠桿激勵企業加強污水治理，讓“治污者賺錢”。其次，要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積極落實污水處理收費政策，所有城鎮都要開征污水處理費，并逐步提高收費標準。第三，要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提高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水平。
———強化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針對農村與農業已經構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體，我們應當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水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體系，研究制訂具有激勵機制的農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廣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獎勵或補助實施農業清潔生產方式方法的農戶或集體；其次，要探索實施“污染補償”措施，按照“誰污染誰補償”原則，最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第三，要開展農村面源污染防治適用技術和技術應用推廣措施研究，并進行污染源頭分類控制。例如：農用化學品減量化的技術措施，人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村鎮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廣的適用處理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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